一、潮起潮落的盛唐余晖

　　 在历史的长河中，唐代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，散发着独特而耀眼的光芒。尤其是盛唐时期，诗歌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，成为中华文化宝库中一颗闪亮的宝石。然而，白居易所处的时代，已非盛唐那般繁华昌盛，而是唐宪宗元和年间，藩镇割据、宦官专权的局面让大唐王朝摇摇欲坠。尽管宪宗皇帝有“元和中兴”的宏图壮志，试图重振大唐雄风，但社会深层次的矛盾依然如毒瘤般侵蚀着这个古老的帝国。

　　 土地兼并现象日益严重，大量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，沦为佃农或流民。民生疾苦，使得社会矛盾日益尖锐。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，白居易（772 - 846）诞生了。他出生于河南新郑的一个中小官僚家庭，童年的他，便随着家人辗转于宿州、江南等地，这种漂泊的生活经历，在他心中埋下了对社会现实的深刻认知的种子，也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独特的视角。

　　 二、寒门少年的文学突围（772 - 806）

　　 天赋与磨砺

　　 白居易自幼便展现出了过人的文学天赋。五岁时，他便开始学习作诗，九岁时便已熟悉声韵。他在文学上的天赋，犹如一颗璀璨的星辰，在黑暗的夜空中闪耀。父亲对他悉心教导，而江南文化的熏陶，又为他的文学创作注入了灵动的元素。江南的水乡风光、浓郁的文化氛围，如同一股清泉，滋润着他的心田，使他的诗歌充满了细腻的情感和灵动的意象。

　　 白居易十多岁时，便写下了那首闻名遐迩的《赋得古原草送别》。诗中“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。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，以其质朴而深刻的语言，描绘了野草顽强的生命力，寓意着生命的坚韧与不屈。这首诗一经问世，便震动长安。当时的大诗人顾况初见白居易，见他年轻，便调侃道：“长安米贵，居大不易。”但当看到白居易的这首诗后，不禁大为赞赏，改口道：“有才如此，居亦何难。”从此，白居易的才名便在长安传开了。

　　 科举突围战

　　 在唐代，科举考试是文人实现政治抱负的重要途径。白居易凭借着自己的才华和努力，参加了科举考试，并在贞元十六年（800）进士及第。这一成就，是他多年苦读的结果，也是他文学才华的肯定。同年，他又参加了制科考试，并在拔萃科中拔得头筹，被授予盩厔县尉一职。

　　 盩厔县尉是一个基层官职，但却是白居易政治生涯的起点。在这个岗位上，他深入基层，接触到了社会的底层人民，了解了他们的疾苦和需求。他亲眼目睹了农民们在沉重的赋税和徭役下艰难生活的情景，心中充满了同情和感慨。这段基层历练的经历，对他日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使他的诗歌更加贴近生活，关注民生疾苦。

　　 三、改革者的政治理想与折戟（806 - 815）

　　 左拾遗的锋芒

　　 元和元年（806），白居易被召回长安，任左拾遗。左拾遗是一个谏官职位，负责向皇帝进谏，指出朝廷政策和官员行为中的不当之处。白居易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，他以极大的热情和勇气，投身到政治改革之中。

　　 在任职期间，白居易共计上书言事七十五篇，直言不讳地批判了当时社会上的诸多弊病。他批判宫市之弊，宫市是唐朝宫廷从市场上采购物品的一种制度，但在实际操作中，宦官们常常利用这一制度，以低价强买百姓的货物，甚至分文不给。白居易在《卖炭翁》中写道：“半匹红绡一丈绫，系向牛头充炭直。”生动地描绘了宫市制度下，百姓的货物被掠夺的场景，表达了对百姓的深切同情和对宫市制度的批判。

　　 此外，他还对朝廷的税收政策、官员选拔制度等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。他的直言进谏，得到了唐宪宗的一定认可，但也引来了权贵们的忌惮和不满。那些被他批判的权贵们，视他为眼中钉、肉中刺，时刻想着打压他。

　　 永贞革新余波与宦官打压

　　 就在白居易积极投身政治改革的时候，朝廷内部的政治局势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“永贞革新”失败，“二王八司马”事件爆发，这场政治变革的失败，使得朝廷中的政治氛围变得更加压抑和黑暗。白居易虽然在“永贞革新”中侥幸免祸，但他因直言敢谏，遭到了宦官和权贵们的联合排挤。

　　 元和十年（815），宰相武元衡被藩镇势力派人刺杀。白居易激于义愤，率先上书请求缉拿凶手，严惩藩镇藩镇割据势力。然而，他的这一行为却触怒了宦官和权贵们，他们以“越职言事”的罪名，将白居易贬为江州司马。这是白居易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，从此，他的政治生涯陷入低谷。

　　 在被贬江州期间，白居易的内心充满了痛苦和愤懑。他借酒消愁，写下了许多优秀的作品，其中最着名的便是《琵琶行》。在诗中，他通过对琵琶女身世的描写，抒发了自己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的感慨。琵琶女的遭遇，让他看到了自己在政治上的失意，也让他对社会的不公有了更深刻的认识。

　　 四、中隐哲学的诞生（815 - 825）

　　 地方治理实践

　　 经过一段时间的贬谪生活，白居易的官职有所调动。他先后担任过苏州刺史和杭州刺史。在地方任职期间，白居易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能，致力于地方的建设和发展。

　　 在杭州，他主持修筑了白堤，这条堤坝不仅起到了防洪的作用，还为西湖增添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。他还在钱塘湖周围兴修水利设施，改善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条件。他在《钱塘湖石记》中详细记录了自己治理水利的经验和方法，这些方法对后世的水利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。

　　 在苏州，白居易注重发展教育和文化事业。他修建了学校，选拔和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人才。他的这些举措，为当地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在苏州和杭州任职期间，白居易深入民间，与百姓们打成一片。他关心百姓的生活，积极解决百姓的实际问题，赢得了百姓们的爱戴和尊敬。

　　 忠州刺史期间改良农具“耖”

　　 忠州（今重庆忠县）在当时是一个偏远落后的地方，农业生产技术十分落后。白居易到任后，深入田间地头，了解农民们的生产情况。他发现，当地的农民在耕种时使用的农具效率低下，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。

　　 经过一番研究和尝试，白居易改良了农具“耖”。“耖”是一种在耕田后用来平整土地的农具，白居易对它的形状和结构进行了改进，使其更加轻便和高效。这一改良，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，减轻了农民们的劳动强度。白居易的这一举措，不仅体现了他对农业生产的关心，也为当地的农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　　 中隐与乐天知命

　　 经历了多年的宦海沉浮，白居易对人生的感悟也更加深刻。他不再执着于政治上的得失，而是选择了一种“中隐”的生活方式。“中隐”是一种介于“大隐”和“小隐”之间的生活态度，“大隐住朝市，小隐入丘樊”，而“中隐”则是在城市中寻求一种隐逸的生活。

　　 白居易在洛阳建了履道坊宅院，他在宅院中种花、种树、吟诗、作画，享受着悠闲自在的生活。他在《问刘十九》中写道：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这首诗描绘了一幅温馨而惬意的画面，体现了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对闲适生活的追求。他通过这种方式，在世俗的喧嚣中找到了内心的宁静，实现了“乐天知命”的人生境界。

　　 五、文学革命的完成者

　　 新乐府运动的旗手

　　 元和年间，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发起了新乐府运动。他们主张“文章合为时而着，歌诗合为事而作”，强调诗歌的社会功能和现实意义。新乐府运动是对传统诗歌创作的一次重大变革，它打破了以往诗歌注重形式美和抒情性的局限，更加关注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。

　　 白居易在《与元九书》中明确阐述了自己对新乐府诗歌的创作理念。他认为，诗歌应该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，揭露社会上的弊病和不公，为百姓们代言。在他的倡导下，许多诗人都开始创作新乐府诗歌，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文学运动。

　　 白居易自己是新乐府诗歌创作的代表人物。他的新乐府诗歌题材广泛，内容丰富，涉及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。如《卖炭翁》通过描写一个卖炭老人的遭遇，揭示了宫市制度对百姓的剥削；《新丰折臂翁》通过讲述一位老人因逃避兵役而自折手臂的故事，反映了当时战争的残酷和百姓的苦难。这些作品都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，体现了白居易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和对百姓的深切同情。

　　 长篇叙事诗的开拓

　　 白居易在长篇叙事诗的创作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。他最着名的两首长篇叙事诗是《长恨歌》和《琵琶行》。

　　 《长恨歌》以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为题材，通过细腻的描写和生动的叙事，展现了唐玄宗和杨贵妃之间真挚的爱情。诗中“在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”等诗句，成为了千古名句，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追求。同时，《长恨歌》也揭示了唐玄宗因沉迷于爱情而荒废朝政，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的深刻教训，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。

　　 《琵琶行》则以一位琵琶女的遭遇为线索，描写了一个社会底层女子的悲惨命运。诗中通过对琵琶女弹奏技艺的描写，以及对她身世的倾诉，营造出了一种凄凉、哀怨的氛围。而白居易在听到琵琶女的弹奏和遭遇后，发出了“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”的感慨，表达了自己对琵琶女的同情和对自身遭遇的感慨。这两首长篇叙事诗，以其深刻的思想内涵、精湛的艺术技巧和动人的情感表达，成为了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经典之作。

　　 通俗化倾向的深远影响

　　 白居易的诗歌具有鲜明的通俗化倾向。他主张“老妪能解”，即自己的诗歌要让普通的老妇人都能听懂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，他在诗歌创作中运用了大量的口语化语言，使诗歌更加通俗易懂。

　　 他的这种通俗化倾向，使得他的诗歌在民间广泛流传。无论是在繁华的都市，还是在偏远的乡村，人们都能吟诵白居易的诗歌。他的诗歌不仅在中国国内广泛传播，还传播到了日本、朝鲜等国家，对东亚地区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在日本，白居易的诗歌备受推崇，形成了“白诗热”现象。许多日本文人模仿白居易的诗歌风格进行创作，白居易的诗歌成为了日本文学发展的重要源泉之一。

　　 六、晚年的精神突围（825 - 846）

　　 刑部侍郎与刑狱改革

　　 长庆二年（822），白居易被召回长安，任刑部侍郎。刑部侍郎是刑部的重要官员，负责掌管国家的刑狱事务。在这个岗位上，白居易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智慧和才能，对刑狱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。

　　 他明确提出了“理大罪，赦小过”的司法理念。他认为，对于那些罪行严重、危害极大的罪犯，应该依法严惩，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；而对于那些罪行较轻、危害较小的罪犯，则应该给予适当的宽容和赦免，以体现法律的人道主义精神。他还加强了对狱吏的管理，规范了狱吏的行为，严禁狱吏对罪犯进行刑讯逼供和虐待，保障了罪犯的合法权益。

　　 在担任刑部侍郎期间，白居易还审理了许多疑难案件。他以公正、公平的态度对待每一个案件，不偏袒任何一方，力求做到案件审理的公正和准确。他的这些举措，对当时的司法制度进行了一次重要的改革和完善，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贡献。

　　 佛教与道家的融合

　　 在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后，白居易的晚年生活更加注重精神上的追求。他开始结交高僧，如韬光禅师等，深入研究佛教教义。佛教的“空”“无”思想，让他的内心更加平静，帮助他从世俗的烦恼中解脱出来。

　　 同时，他也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。道家的顺应自然、逍遥自在的思想，让他在晚年生活中更加注重与自然的和谐相处。他常常游山玩水，欣赏自然的美景，从大自然中汲取精神的力量。

　　 他在《醉吟先生传》中自况：“醉里乾坤大，壶中日月长。”这体现了他晚年对生活的豁达态度和对精神世界的追求。他将佛教与道家的思想融合在一起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精神境界，为自己在晚年找到了心灵的归宿。

　　 白居易的一生，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。他的诗歌作品数量众多，题材广泛，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。他的诗歌不仅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精湛的艺术技巧，还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。他的新乐府运动，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推动了中国古代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不断向前发展。

　　 然而，对于白居易的诗歌，也存在一些争议。一些评论家认为，白居易的诗歌过于通俗易懂，缺乏艺术的创新性和独特性。但更多的人则认为，白居易的诗歌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了深刻的思想和情感，真正做到了“雅俗共赏”。他的诗歌贴近生活，贴近百姓，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生命力。

　　 尽管白居易已经离开我们了一千多年，但他的精神和文化影响力却依然存在。他是跨越时空的文化符号，他的诗歌和思想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。

　　 从社会层面来看，白居易关注民生疾苦、主张社会改革的思想，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发展依然具有启示作用。我们应当关注社会的公平正义，努力解决民生问题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。从文学层面来看，白居易的诗歌创作理念和艺术技巧，为后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。他的通俗化倾向和对生活的真实描绘，让我们看到了文学与生活的紧密联系。

　　 白居易的一生，是一部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画卷。他从一个寒门少年成长为一代诗魔，经历了政治的风云变幻和人生的挫折磨难，但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文学的执着追求。他的诗歌和精神，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册上，成为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