幼年时读《红楼梦》，总被一个问题纠缠：为什么袭人和黛玉是同一天生日？那时想不透，只觉得天下那么多日子，作者偏偏选中了同一个，定是有意为之的。这问题便像一根细小的刺，扎在心底，时隐时现，每逢读到相关段落便隐隐作痒。

　　 后来长大了，读得多了，也渐渐明白了些。她们生日那天是二月十二，花朝节，百花的生日。黛玉的前世是灵河岸边的绛珠仙草，自然是花神一类的身份；袭人姓花，名字又源于“花气袭人知昼暖”的诗句，与花也有着解不开的缘分。作者将她们的生辰安排在同一日，原不是无心之笔，而是刻意的映照。

　　 这样想着，便觉得这两个人，一个像是花魂，一个像是花影。花魂在云端，花影在泥土里。花魂是精神的，花影是现实的。宝玉这一生，便在花魂与花影之间徘徊。

　　 先说黛玉。

　　 她是太虚幻境里走出来的女子，浑身都是诗。她的才情、她的敏感、她的尖刻与多疑，全都是不染尘俗的。她葬花，不是做样子，是真的把落花当成了有生命的东西。她写“花谢花飞花满天，红消香断有谁怜”，哪里是写花，分明是写她自己。她与宝玉的感情，也像是花魂之间的相认，一个眼神，一句诗，便能懂得彼此的心事。那样的感情太纯粹了，纯粹到容不下一粒沙子。所以她常常哭，常常闹，常常试探，常常心碎。她与宝玉之间隔着的，不是宝钗，不是袭人，不是任何人，而是这尘世本身。花魂要活在花魂的世界里，可宝玉偏偏是个人，是个活在荣国府里、活在各种规矩与算计中的凡人。她爱上的那个宝玉，究竟是和她一样的花魂，还是她想象出来的花魂？这个问题，大约连她自己也不敢深想。

　　 再说袭人。

　　 她是泥土里长出来的女子。她姓花，名字里也有花，但她的花不是高悬枝头的，而是贴着地面的。她贤惠、周到、隐忍，懂得察言观色，知道如何在这复杂的府邸中立足。她是宝玉身边最贴心的人，比黛玉贴心，比晴雯贴心，甚至比王夫人都贴心。她知道宝玉什么时候该添衣，什么时候该喝茶，什么时候心情不好，什么时候需要人开解。她与宝玉有肌肤之亲，那是实实在在的亲密，不是黛玉式的精神纠缠。宝玉依赖她，就像孩子依赖母亲，那样的依赖是具体的、日常的、不可替代的。袭人这样的人，在任何时代都是好妻子的人选，她会把日子过得妥帖安稳，让人没有后顾之忧。

　　 然而，袭人最终也没有和宝玉在一起。

　　 这便是脂砚斋说的“袭为钗副”之外的另一种命运。袭人像宝钗，一样周全，一样得体，一样懂得人情世故。但宝钗最终嫁给了宝玉，成了名正言顺的宝二奶奶，而袭人却只能另嫁他人。她与黛玉同一天生日，大约也是暗示：她的命运，终究像黛玉一样，与宝玉无缘。

　　 宝玉这个人，说来说去，是个活在矛盾里的人。他爱黛玉的精神之美，却离不开袭人的肉体之暖。他追求出世的纯粹，却不得不面对入世的琐碎。他想要花魂，也想要花影，可他不知道，花魂和花影原本是不能并存的。

　　 有一回，宝玉从外面回来，身上带着酒气。袭人迎上来，替他脱下外衣，又端了热茶来。她一边忙活，一边轻声埋怨：“又出去喝酒了，也不怕伤身子。”宝玉笑笑，由着她数落。这时候黛玉来了，站在门口，看见袭人正替宝玉整理衣领，便淡淡地说：“我来的不是时候。”宝玉连忙起身，脸上显出慌张的神色。袭人却不慌不忙，退到一旁，低着头继续做手里的针线。

　　 这样的场景，在荣国府里不知上演了多少次。黛玉每次看见宝玉与袭人亲近，心里便不舒服。她知道那不舒服是没有道理的，袭人不过是个丫鬟，宝玉与她的亲近不过是日常的、习惯的，可她就是忍不住。她觉得自己与宝玉之间应该有一种独一无二的东西，那种东西容不得第三个人在场。可她又想，那独一无二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？是诗词唱和？是心有灵犀？还是只是她的一厢情愿？

　　 袭人心里也明白。她知道自己在宝玉心中的位置，与黛玉不同。黛玉是宝玉的心尖尖，碰不得，摸不得，只能远远地供着。而她袭人，是宝玉的手和脚，离了便不方便，但终究不是心。她从不与黛玉争，也争不过。她只是安安静静地做好自己的本分，替宝玉打点好一切。她心里或许也苦，但她从不表露出来。她的苦，是埋在泥土里的，不像黛玉的苦，是开在枝头的花，人人都看得见。

　　 有一年花朝节，宝玉特意备了两份礼物。一份是上好的端砚，送给黛玉；一份是新裁的衣裳，送给袭人。他兴冲冲地先去找黛玉，黛玉正对着窗外的花出神。她把端砚接过去，看了一看，搁在桌上，淡淡地说：“有心了。”宝玉站在那里，不知该说什么。沉默了一会儿，黛玉忽然问：“今日是不是袭人也过生日？”宝玉一愣，点了点头。黛玉便不再说话，重新转过头去看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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