史家小姐嫁进荣国府那天,花轿从东街抬到西街,半城的人都出来看。都说史家姑娘命好,嫁的是荣国公贾代善,年纪轻轻袭了爵位,府里金银如山,前程似锦。轿帘掀开时,新娘子低垂着眼,嘴角含着恰到好处的笑,娉娉婷婷地跨过火盆,进了那道将决定她一生的门槛。
她那年十七岁。
新婚头一个月,贾代善待她还算温存。婆母贾源夫人常把她叫到跟前,细细地教她理家:哪个庄子一年出多少租子,哪房下人该赏该罚,府里每月的人情来往如何应付。她学得快,不多问,不多说,只是点头记下。婆母看她懂事,渐渐放心,把内宅的钥匙交到了她手里。
也是在那时,她第一次知道了丈夫房里那些女人的名字。
贾代善十六岁上就有了通房。第一个叫春莺,是贾源夫人身边的二等丫鬟,生得白净丰润,性子温吞。第二个叫红绡,是外头买来的,据说原是个小乡绅的女儿,家道中落被卖进府里,人生得纤细,眼睛却活络。这两个,是过了明路的“房里人”,其余的,便是些不清不楚的瓜葛——厨房里择菜的丫头、浆洗上做活的仆妇,甚至外院书房里伺候笔墨的年轻小厮,都曾传出过风言风语。
史氏坐在妆台前,听着陪嫁来的嬷嬷低声禀报这些事,手里的梳子一下一下地篦着头发,面上淡淡的,看不出什么神色。嬷嬷说完,小心翼翼地问:“姑娘,您看要不要……”
她放下梳子,说:“不急。”
她确实不急。贾源夫妇还在世,府里的大事小情都是公婆说了算。她若此时闹起来,反倒显得眼皮子浅、容不下人。况且她心里清楚,那些女人再怎么折腾,也不过是些没名没分的,连个正经姨娘都不是,生下来的孩子,按规矩也得管她叫母亲。
真正让她警觉的,是红绡怀孕的消息。
那是她嫁过来的第三年。贾代善去城外庄子上住了半月,回来时脸色有些躲闪,她一问,才知道红绡有了两个月的身孕。按说通房怀孕不算什么大事,贾源夫妇却格外重视,专门拨了一个婆子去照看,每日的补品流水似的送过去。
史氏去给婆母请安时,贾源夫人拉着她的手说:“你进门三年,也该有个信儿了。红绡这一胎若生得好,就抬她做姨娘,往后也好帮衬你。”
话说得慈祥,史氏却听出了另一层意思:婆母在敲打她——你生不出来,别拦着别人生。
她笑着应了,回到自己屋里,关了门,对着镜子坐了一整夜。天亮时,她唤来最贴身的丫鬟,吩咐了一件事。
半个月后,红绡在院子里散步时,被一块半埋在土里的石头绊了一跤。孩子没保住。
贾源夫人派人查,查来查去,不过是红绡自己走路不小心。婆子们说,那块石头是前些日子翻修花圃时落下的,谁也没在意。红绡哭得死去活来,贾代善也发了一通火,打了几个管事的板子,这事就算过去了。
只有史氏知道,那块石头,是她让丫鬟趁夜里埋进红绡每日必经的那条小径的。埋得不深,刚好够把人绊倒。
她不是没心软过。那几天,她看着红绡躺在床上,脸色蜡白,身下的褥子换了又换,血水一盆一盆地往外端,心里也揪得紧。可她想起婆母那句“抬她做姨娘”,想起自己三年未孕的肚子,想起史家把她嫁过来时那份厚重的嫁妆和更厚重的期待——她便把那点软意压了回去。
红绡养了半年,身子好了,人却瘦得脱了形。贾代善去看过她几回,每次都叹着气出来。再后来,红绡被挪到后院一间偏房里,说是“静养”,其实就是冷着。隔年开春,她染了风寒,拖了半月,人便没了。丧事办得很简单,一副薄棺抬出城,连个水花都没溅起来。
史氏在账上拨了二十两银子做丧葬费,是“家里的”姨奶奶的份例。她做得滴水不漏。
贾源夫妇相继过世后,贾代善正式袭了爵,史氏也成了荣国府名正言顺的女主人。没有婆母在上面压着,她行事更加从容。
贾代善依然改不了风流的性子。府里稍有姿色的丫鬟,他总要多看两眼。史氏从不为此与他争执,面上甚至比从前更和顺。他会当着她的面夸哪个丫鬟手巧,她便笑着把那丫鬟调到自己屋里来;他若看上了哪个仆妇,她便寻个由头把那仆妇的男人打发到远处庄子上,让人家夫妻分离,那仆妇自然也没了心思。
偶尔也有意外。
有一年夏天,贾代善醉酒后宠幸了一个叫秋月的粗使丫头。秋月模样平平,胜在年轻,腰细臀圆,一看就好生养。史氏知道后,没有声张,只把秋月叫到跟前,温言问她愿不愿意去庄子上管一处小产业,说那里清净,月钱也高些。秋月受宠若惊,连连磕头谢恩。等她去了庄子上,史氏才吩咐人给她送了一碗药。
秋月从此再没怀过孩子,在庄子上无声无息地活到老。
这样的事,史氏做过多少回,连她自己都记不清了。有的丫鬟被她配了人,有的被送走,有的像红绡那样,莫名其妙地出事。手段不同,结果都一样——贾代善身边的女人换了一茬又一茬,却没有一个人能生下孩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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