官册是旧的,边角已经发黑。
包拯让人从架阁库里抬出来,一共十一册,清河三年的冬册在最上面。他一页一页翻,翻到那一页。
十一个人。每一条后面都有一个画押。
“展昭。”
“在。”
“看这个画押。”
展昭凑近,看了一会儿:“是仵作的。”
“每一条都有?”
“每一条都有。”
包拯把册子往前推:“再往后翻,翻到‘饿死’。”
两条。两条也有画押。
“十三个人。”包拯说,“官册上有名有姓,有仵作的画押。宅子里二十三块木牌。差十个。”
“那十个,没进官册。”
“不是没进。”包拯说,“是不敢进。”
牢里,沈崇文坐在草席上,头发散了。
包拯把册子摊在他面前。
“这十个人,你数过没有?”
“数过。”沈崇文说,“本官数了一遍,又数了一遍,数不出。”
“为什么数不出?”
“官册上的十三个,都有仵作验过。”沈崇文说,“仵作要验,就得开脸、量骨、写得清清楚楚,谁也不敢在这上头作假。剩下的十个,本官连名字都不知道。”
“陈九知道。”
“他知道。”沈崇文说,“他刻了二十三块牌子,每一块上都刻着名字。这十个人的名字,只有他一个人知道。”
“他为什么不刻进官册?”
沈崇文笑了一下,笑得很轻。
“大人,这十个人家里,都没人了。”他说,“户绝的人,死了不算死。县里不报,府里不记,报上去也没有苦主来认。这十个,是‘未报之死’。”
周三被带到堂上,手上的铁链短了一截,走起来碍事。
包拯问他同一件事。
周三想了很久,忽然抬起头。
“大人。”他说,“账上有一笔。”
“说。”
“清河三年十一月,有一笔支出。”周三说,“记在‘运脚’项下:‘脚夫十名,冬衣十件,钱二十贯,随粮北行。’”
包拯的手指在桌面上停了一下。
“随粮北行。”他说,“什么粮?”
“北运的粮。”周三说,“那年冬天往北的车,一队一队过。我记账的时候只记钱数,不记人。可这笔不一样,这笔有人数,十名。”
“你当时没问?”
“我不敢问。”周三说,“我们账房只管数目。数目对得上,就算对。”
展昭带人往北查了七天。
回来的时候,靴底上全是干泥。
“大人,查到了。”他说,“北边三个州,有一条私运的路。过路要过三个关,三个关都认一家的引票。”
“哪家?”
“广泰。”展昭说,“字号挂在济州,本钱是‘内廷采买’。”
堂上没人说话。
“再往下查。”
“查不下去了。”展昭说,“再往下,都是内廷的账。”
包拯把那张御笔手札重新拿出来。
“清河旧事,不必再查。”
他把纸对着窗外的光,看了一会儿。
“展昭。”他说,“本府想通了一件事。”
“大人说。”
“官家写这行字的时候,不是在护崔谅。”包拯说,“他是在护他自己。”
展昭抬眼。
“那两千四百石,折了银子,往北走。”包拯说,“银子进了谁的仓,走到谁的工上,本府不知道,也不必知道。本府只知道,官家写下这行字的时候,辰时的日光正照在宗祠那二十三个罐子上。”
第二天,宗祠门开着。
二十三个人摆了三排,拓片挂在东墙上。外面还是有人来,一天来几个,来了就站着看。
午后,堂下进来一个人。
四十多岁,瘦,脸上没什么表情,穿一件半旧的青袍,脚下是干净的官靴,靴底一点泥都没有。
他在门槛上停了停,然后一步一步走到供桌前。
他在第一排站了很久。
“张五娘。”他念。
然后第二块,“李阿贵”。
第三块,“周三郎”。
他把二十三个名字一个一个念完,念得很慢,声音不高不低。
念完,他转过身。
“包大人。”
“崔副使。”包拯说。
崔谅拱了一下手,礼数挑不出错。
“本官今日来,是来认一件东西。”他说,“不是来认罪。”
“认什么?”
崔谅抬手,指了指东墙上那张拓片。
“这七个字。”他说,“‘下面还有一条路’。本官认得这个笔迹。”
“谁写的?”
“陈九。”崔谅说,“本官也认得这个人的手。他在漕司当过三年书手,字写得不好,落笔都往左偏半寸。”
包拯没有动。
“崔副使认得这么清。”
“本官在漕司二十三年。”崔谅说,“底下人写的字,本官一眼就认得出。”
“那二十三块牌子上的字,你也认得?”
“认得。”崔谅说,“都是他刻的。”
“他为什么刻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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