武德九年，六月中旬。长安城在酷暑中蒸腾，而太极宫中的空气，却一日比一日清冷。

　　 距那个血染宫门的清晨，不过十余日光景。李建成与李元吉的尸骨已经入土，他们儿子的血迹也已被冲刷干净。朝堂上的面孔换了新，奏章上的批朱换了笔。六月初七那日颁下的诏书上写得明明白白：“自今军国庶事，无大小，悉委太子处决，然后闻奏。”

　　 从那天起，李渊坐在御榻上，只剩下“知”的权利。他不必再为军国大事费心劳神，不再有批不完的奏章，不再有吵吵嚷嚷的朝会。他曾以为权力是一种负担，如今卸下来才知道，那是一个人活下去的全部意义。

　　 而就在此时，两道诏令先后出炉，宣告着旧时代彻底落幕。

　　 先是益州大行台，废了。

　　 大行台，这个隋唐之际的特殊机构，是中央在地方的派出朝廷，军政一把抓，财赋自己管，官员自己任，说白了就是一个小朝廷。益州大行台坐镇巴蜀，沃野千里，天府之国，兵甲充足。当年李渊设此大行台，本是为了镇守西南、拱卫关中。但玄武门之后，李世民看着舆图上的益州大行台，只觉得碍眼。

　　 他太清楚大行台的权力有多重了。他自己就曾挂着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的头衔，手握关东军政，麾下猛将如云。如今他坐了东宫，天下大权尽在掌握，岂能再容忍任何地方机构拥有近乎独立的事权？

　　 于是，益州大行台被废，改设益州大都督府。只改了一个名字，却削去了军政一把抓的特权。从此益州只管军事，不管民政；只听中央调遣，不能自行其是。

　　 这是李世民执政之后的第一道削藩令。他用一把看不见的刀，将大唐版图上那颗最独立的钉子，悄无声息地拔掉了。朝中有人看出门道，私底下说：太子这是在收权，大行台不撤，地方坐大，后患无穷。也有人叹息：这是冲着谁去的？明眼人都知道——是冲着益州行台仆射窦轨。

　　 窦轨是李渊旧臣。六月中旬，他刚在益州杀了韦云起。韦云起的弟弟和宗族曾为太子李建成效力，窦轨便诬陷韦云起与李建成同谋，斩之。郭行方闻讯连夜逃亡，窦轨派人穷追不舍，只因马快，郭行方才捡了一条命。

　　 李世民收到益州的奏报时，面色如常，只说了一句：“知道了。”

　　 他没有追究窦轨。因为他比谁都清楚，这不过是政权更迭时的连锁反应。李建成的余党遍布天下州郡，哪一个节度使、哪一个大总管不想借机表忠心？窦轨杀韦云起，与其说是铲除李建成余孽，不如说是在向长安的新主子递投名状。

　　 但投名状归投名状，益州的事权必须收回。撤大行台、设大都督府，既是集权，也是敲打，天下州郡，皆听朝廷号令，擅杀朝廷命官者，绝无好下场。眼下不动你，不代表这笔账不算。

　　 削藩令颁下不久，另一道诏书从太极殿深处发出。

　　 六月十五日。

　　 李渊亲手写了一封诏书，赐给裴寂等人。诏书的内容只有一句话：

　　 “朕当加尊号为太上皇。”

　　 这不是商量，不是讨论。这是李渊在玄武门之变后的第十一天，亲手写下的退位声明。他不要等儿子来逼，不要等朝臣来劝，不要等天下人来议论。他自己来。

　　 史书上把这称作“手诏”，记载得平淡如水。但我们可以想象，这位六十一岁的开国皇帝，提起笔的时候，是什么心情。十一年前，晋阳起兵，他振臂一呼，三军响应，从一个太原留守成了大唐的开国天子。那一年他五十三岁，以为自己是天命所归。此后，他看着二郎南征北战，打下半个江山。刘武周、薛举、王世充、窦建德——那些人哪一个不是枭雄？全被二郎一个一个地灭了。他骄傲过，也忌惮过，最后只剩下无力。

　　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之后，他不再骄傲，也不再忌惮。他只剩一个身份，这个杀死兄弟的儿子的父亲。

　　 如今，他决定连这个身份也收起来。太上皇，那是他给自己选的尊号。从此他不再是这片江山的主人，只是一个住在宫里的老人。朝政全归太子，天下全归太子，连“然后闻奏”这四个字，也不过是给他留的最后一丝体面。

　　 裴寂接到手诏时，什么也没说。他是李渊的老友，从太原一路走到长安，亲眼见过这个男人的雄心壮志，也亲眼见过他的颓丧绝望。此时说什么都多余。

　　 萧瑀接过手诏，看了一眼，双手奉还。他是劝过李渊立秦王为太子的，如今他得到的比他当初谏言的更多，不是立太子，是直接让位。

　　 李世民看到这封手诏的时候，史书上没有记载他的表情。他是在东宫看完这道诏书的，然后他做了什么，我们只知道后来发生的事，他把登基大典安排在了八月，给了父亲一个体面的退场。他没有立刻坐上那把龙椅，多等了将近两个月，让这场权力交接看起来像是父亲心甘情愿的禅让，而不是儿子持刀相逼的篡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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